船舶起源于哪里啊

船舶从史前刳木为舟起，经历了独木舟和木板船时代，1879年世界上第一艘钢船问世后，又开始了以钢船为主的时代。船舶的推进也由19世纪的依靠人力、畜力和风力(即撑篙、划桨、摇橹、拉纤和风帆)发展到使用机器驱动。 1807年，美国的富尔顿建成第一艘采用明轮推进的蒸汽机船“克莱蒙脱”号，时速约为 8公里/小时；1839年，第一艘装有螺旋桨推进器的蒸汽机船“阿基米德”号问世，主机功率为58.8千瓦。这种推进器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因而被迅速推广。 1868年，中国第一艘载重600吨、功率为288千瓦的蒸汽机兵船“惠吉”号建造成功。1894年，英国的帕森斯用他发明的反动式汽轮机作为主机，安装在快艇“透平尼亚”号上，在泰晤士河上试航成功，航速超过了60公里。 早期汽轮机船的汽轮机与螺旋桨是同转速的。后约在1910年，出现了齿轮减速、电力传动减速和液力传动减速装置。在这以后，船舶汽轮机都开始采用了减速传动方式。 1902～1903年在法国建造了一艘柴油机海峡小船；1903年，俄国建造的柴油机船“万达尔”号下水。20世纪中叶，柴油机动力装置遂成为运输船舶的主要动力装置。 英国在1947年，首先将航空用的燃气轮机改型，然后安装在海岸快艇“加特利克”号上，以代替原来的汽油机，其主机功率为1837千瓦，转速为3600转/分，经齿轮减速箱和轴系驱动螺旋桨。这种装置的单位重量仅为2.08千克/千瓦，远比其他装置轻巧。60年代先后，又出现了用燃气轮机和蒸汽轮机联合动力装置的大、中型水面军舰。 当代海军力量较强的国家，在大、中型船舰中，除功率很大的采用汽轮机动力装置外，几乎都采用燃气轮机动力装置。在民用船舶中，燃气轮机因效率比柴油机低，用得很少。 原子能的发现和利用又为船舶动力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1954年，美国建造的核潜艇“鹦鹉螺”号下水，功率为11025千瓦，航速33公里；1959年，前苏联建成了核动力破冰船“列宁”号，功率为32340千瓦；同年，美国核动力商船“萨瓦纳”号下水，功率为14700千瓦。 现有的核动力装置都是采用压水型核反应堆汽轮机，主要用在潜艇和航空母舰上，而在民用船舶中，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没有得到发展。70～80年代，为了节约能源，有些国家吸收机帆船的优点，研制一种以机为主、以帆助航的船舶。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联合控制，日本建造的“新爱德丸”号便是这种节能船的代表。 古代中国是当时造船和航海的先驱。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造船工场，能够制造战船；汉代已能制造带舵的楼船；唐、宋时期，河船和海船都有突出的发展，发明了水密隔壁；明朝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宝船，在尺度、性能和远航范围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近代中国造船业发展迟缓。1865～1866年，清政府相继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造了“保民”“建威”“平海”等军舰和“江新”“江华”等长江客货船。 新中国成立后，船舶工业有了很大发展，50年代建成一批沿海客货船、货船和油船。60年代以后，中国的造船能力提高得很快，陆续建成多型海洋运输船舶、长江运输船舶、海洋石油开发船舶、海洋调查船舶和军用舰艇，大型海洋船舶的吨位已达30万以上载重吨。除少数特殊船舶外，中国已能设计制造各种军用舰艇和民用船舶。中国船舶历史刘向《世本》记：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意思是说，中国人是因为看见落叶掉在水面上浮而不沉而悟到了船的原理。这跟鲁班悟出锯子的原理有点类似，大概中国人自来亲于木，总是可以从它身上得到层出不穷的灵感。 舟形成之前，泛水之物一般是树、竹苇、葫芦之类的浮具、筏子。筏起于浮具，又多有改进。以桴济河，进而浮于海，这就有点“破天荒”的意思了。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大概他老人家也有点自我欣赏的冒险性情在。 《艺文类聚》载：西周成王时，“于越献舟”。越人，在古汉语里就是一个涉水的代名词，“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如飘风，去则难从”。可以想见，以舟为贡品，献与成王，那时越人的船就已造得比较好了，还有，献舟一路，取道东海，渡黄海，泛渤海，入黄河，逆流而上进入渭水，终达周都镐京，船的实用性能及航海技术都已不差。 春秋战国时，大国争霸，造船业及航海业迅速发展。《越绝书》称：越迁都由会稽至琅琊，以水兵2800人“伐松柏以为桴”，沿海北上，气势已然磅礴。至秦，徐福及童男女各3000人，乘楼船入海，寻找不老之药。那楼船之巨，也已不难想象。有了船，从西汉中期前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从古合浦郡始发，可通往印度、斯里兰卡，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条真正的海上国际贸易航线。三国时期，吴黄龙二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夷洲，今之台湾，澶洲，就是日本岛屿。 木船开始依赖人工划桨，既而有风帆及橹，橹是由长桨演变而来的，是另一种用人力推进船只的工具，也是控制船舶航向的工具。一器多用，这是中国对世界造船与航海技术上的突出贡献。 东晋后期，法显和尚西行印度，寻求戒律，历时14年，数次濒死，终于在70岁高龄时，只身远航归国，他的船上所载，就是后来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大量佛经。随后，这位老人便与来中国的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一起翻译出了这些佛经。 隋炀帝好大喜功，多次征发民工无数，在江南采伐大木料，大造龙舟及各种花船数万艘。最大一艘龙舟共有四层，高45尺，长200尺，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120个房间，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随后，这位跟他的龙舟一样花的帝王数次乘船巡幸江都，酒池肉林地日夜寻欢作乐，终于就把江山丢了。 唐朝时，造船上已广泛使用了榫接钉合的木工艺和水密隔舱、黄底龙骨，大腊与防摇装置、漆涂防腐技术、金属锚等先进技术。此时的战船名为楼船、蒙冲、斗舰、走舸、海鹃和游艇，最大的战船“和州载”，费时三年，“载甲三千人，稻米倍之”。自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后，唐代与各国的海上交往达到了全面繁荣，长安成了国际性大都市，海外各国的使者、留学生、留学僧、商人不断地到中国来，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政治典章制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人在海外被称为“唐人”。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发达国度，唐人开辟了多条海上航线，多次到到达南洋、西亚、东非等地。唐朝仍然有和尚到日本，著名的鉴真自743年-754年经12个年头，先后六次东渡日本，终于以非凡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到达日本的土地。 宋元两代，因海外贸易不断扩大，海上和内河运输规模远超前代。造船业十分发达，浙江、福建、广东成为打造海船的中心，宋代的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并创造了运用滑道下水的方法。许多港口都设置了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其中明州、广州、泉州、杭州尤为显要，是清代以前最著名的几大港口。 元时，中国积累了几百年的盛名频频吸引西方各国的贡使，传教士、商人、旅行家陆续来到中国，马可�6�1波罗一呆就是17年，并深得忽必烈的信任与重用。1291年，忽必烈“命备船十三艘，每艘具四桅，可张十二帆”，派马可�6�1波罗从泉州起航，护送阔阔真公主至波斯成婚。 这大概就是古老的东方—一个满载着瓷器和丝绸的童话飘向世界的开始。 中国船舶业的发展前景 从近十年中国造船业占世界造船市场份额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上所占的比重正在明显上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造船中心之一。而国际制造业的产业转移趋势是中国船舶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机遇，在“十一五”期间中国造船业将对韩、日的领先地位形成有力地的挑战。但设计能力落后、配套产业发展滞后将是制约行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在短期内，国际及国内水运市场的繁荣为行业增长提供了有力地保障，而油价的持续高位运行以及钢铁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则构成了行业运营的主要压力。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已经把造船业的巨大机遇展现在中国企业的面前，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如何规避各种风险，如何把握机遇，是与企业发展命运攸关的问题。 2008年难以预料的风险接踵而来，9月，美国金融危机又如同洪水猛兽正迅速波及全球，全球金融危机全面暴发，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中小企业纷纷面临着倒闭，产品进出口、汽车行业、纺织行业等均严重受到美国金融危机打击。我国船舶业，这一“中国制造”的支柱也面临着金融风暴严峻的冬天。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船舶配套国产化率不到50%，发展前景广阔。目前发达国家船舶配套国产化率已达90%以上，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但是目前我国船舶配套国产化率还不到50%，按照《船舶配套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以及《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到2015年本土生产的船用设备装船率要达到80%以上，我国船舶配套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从船舶配套占船价费用来看,我国船舶配套业发展空间巨大。一般情况下船舶配套设备费用占总船价的30-40%，而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每年船舶总产值巨大，以2009年为例,国内规模以上船舶生产总产值已达5484亿元，按照船舶配套设备费用占总船价的35%计算，我国船舶配套业产值应该在1919.4亿元左右,而实际上，2009年我国船舶配套业产值仅为620亿元，可见我国船舶配套业发展空间巨大。

俄罗斯人喝酒有多拼？

非常拼，有人能一早上起来空腹就喝一瓶伏特加，感觉跟喝水一样。我觉得喝酒伤身，还是少喝的好

初二历史

我觉得，秦始皇是功大于过的人。首先，他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统一的度量衡，兴修水利，修建万里长城，以上就是人们的功。现在来说说他所谓的过，他焚书坑儒、大兴土木、徭役繁重、法律严酷、寻求仙丹、扬农抑商等。

下面，我就一一来谈谈秦始皇的人们所谓的过：

先说说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为了统一思想，虽然极端了一些，但是十分有用，而且这是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必须做的，也是必须牺牲的，而且秦始皇在焚书之前已经把所有要烧的书全部备份后存如了皇家图书馆中，他的义务已经尽到了，是之后那些农民起义者烧了皇家图书馆，这样，真正焚书的不是秦始皇，而是那些农民起义军。所谓的焚书，不是将图书灭绝，而是将民间的图书消灭，只有“博士”之类的人才能收藏，可以指责的不过是愚民和使得秦史以外的史料缺失。秦始皇采取李斯的焚书建议，限制各家学说的传播范围，约束诸生的言论自由。摆摆威风，吓唬吓唬他们。其最终目的是迫其就范，加以利用，并非仇视文化。事实也是这样，《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云：“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 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可见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并未焚毁，而且博士官所职的《诗》、《书》百家语，明文规定不烧。据文献记载表明，秦始皇焚书时，有些人违令私藏《诗》、《书》等典籍，确实秦统一六国之后，统治范围扩大到大江南北，在政令的实施上存在困难，同时就秦朝政府机构的设置上来说秦统治者是无力烧光民间所藏的。“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有可观。”从先秦诸子的流行至今以及文献记载来看并不像后世儒生所说的那样“六学从此缺矣。”其实，真正的经典是无法被焚毁的，在古代口耳相传，经典已牢固地存储在学者们头脑中，只要这些学者不死，经典就不亡。所以不应过分地夸大“焚书”产生的影响。焚书，无疑是不好的。秦始皇的焚书，也的确给中国古代文化带来很大损失。但是对于秦始皇的焚书，我们不能单纯地从焚的观点上来看。秦始皇焚书，是两种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是进步派和反动派政治斗争的结果。焚书所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代表进步的人对代表反动的人的打击。坑儒是因为侯生、卢生求仙药不成而“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二人恐惧，在背后骂了秦始皇一通，便逃离咸阳。秦始皇得知，大怒说：“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及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所谓坑儒，也是儒生诽谤非议找的，坑他们也是秦法的严酷使然，至于说残暴什么的，好像历史上杀人杀得比秦始皇多得多的人有的是，秦始皇这么受到关注大概是因为他杀的是儒生吧。秦始皇最大的过错就是没有使经过春秋战国锤炼而成的秦制得以稳固和传承。这好比“杀鸡儆猴”，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保全更多人的利益，而且那些儒生也是犯了欺君枉上之罪，也是必须死的。就思想统治方面，我们可以纵向进行一下比较，汉武帝，一旦发怒，杀的人远不止这些。朱元璋为了他的子孙能够永保他的大明江山，不止杀了多少人。康熙帝搞个文字狱，由此而归西的人远不是百可以计算的。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因为那些举措，而在后世为千夫所指。秦始皇在不完备的理论的指导下，他的统治是盲目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于是发现有不同意见就“焚书”，有人抵触就“坑之”。没能在根本上和整体上解决问题。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所能苛求的。毕竟他的“探索”没有祖宗遗志可遵循，也没有实践经验可供参考，也没有智士谋臣“辅其建德”的建议可采纳。他整个儿就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摸着石头过河”不幸，他摔了一跤，落得个“暴君”的骂名。秦帝国的统一是依靠相对的国力强盛，采用武力统一的。其间有不少血腥战斗、阴谋诡计。在快速统一后就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现实。当时除了秦以外六国各有其思想文化体系，不少六国遗族在统一后利用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谋求反对帝国秩序。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实现帝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唯一性，与任何时期任何统治者的目的一样。汉武帝不也是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李登辉、陈水扁也不正是通过10余年的“去中国化”使得台湾民意主流发生转变吗？可以这么说，焚书坑儒就是秦始皇的“文化大革命”！而且秦帝国的“文化大革命”无论从时间跨度、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国力损耗、社会影响后遗症等方面都要比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小的多，何来残暴之说？再看当时的帝国秩序，最危险的人正是被“坑”的那些“文人”，在国家尚未完全根本的稳定前，采用激烈的专政手段就是必然的选择；如果秦始皇采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式的思想路线以求得天下统一，那么那些打着“学术研究”的文人就会把国家搞乱，政令不通——现在香港所谓的“民主派”就在这么干。

下面我就来说说所谓的法律严酷。执行厉法。何谓厉法？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美国没有鞭刑，就指责英联邦国家新加坡鞭刑残酷；英联邦没有死刑，就会指责中国的死刑是残酷的；中国没有宗教法律，人们听说阿拉伯国家对小偷处以“用乱石砸死”的宗教法律，觉得阿拉伯国家执行酷刑。当时帝国信奉的国家哲学——法家学说认为“严法以治乱世”，帝国则依据国家哲学制定了相对于六国严格的法律，法律向蛛网一样渗入社会每个角落，甚至每家每户拥有几把（军民两用的）刀具都作出严格规定，同时依靠保甲制度确立了原始的社区制度，并通过连坐法执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而保甲连坐制度更是确保社会犯罪事件的减少，每个帝国基本单元的稳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当时的帝国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或街道办主任）刘邦，刘邦当年负责征召兵役，但在工作中因饮酒而醉，畏罪而信口“天降大任”哄骗民众造反。由此可帝国当年对于官员工作中因醉酒误事的处罚相当严厉（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现在某县官员要办事必须喝酒）。可以这么说，帝国法律是严谨的，其执行也是严格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现在人们常常困惑于法律的不完善、司法腐败，一直提倡法律的公正严明，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指责中国第一位倡导用完善司法制度治理国家的、2000年前的帝王呢？在指责他的同时，我们是否应当汗颜呢？统一的法律对当时的社会治理就有益无害。汉代的政论家说秦赭衣塞途，囹圄成市，严酷的秦律把社会变成了一所大监狱。过去，我们对汉初法律不甚了解，因而对这些政论家的言论解读难免片面。可是，拿近年出土的汉初法律与秦律比较一下，就发现其实差不多，秦律并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酷，因此完全把秦律看成秦代社会稳定的对立物是不合适的。秦始皇在很多场合谈到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如二十八年泰山刻石中说“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刻石中说“端平法度，万物之纪”、“除疑定法，咸知所辟”，二十九年之罘刻石中说“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如此等等，都是强调整个社会的运行要有法可依，公平的法律是包括老百姓（“诸产”）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准则。老实说，这样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对。秦律确实比较细密，但法律细密与法律苛刻不能划等号。秦律当然是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法律，但秦律也体现了社会建设的思想，这一点值得研究，尤其要把秦二世时期的残暴行为与秦律区别开来。

说秦始皇徭役繁重，这的确不假，但是，秦始皇的徭役有很多都是犯了罪的人，而完成一项工程人手不够时，他才会去调集别的人来工作。这就像现在发洪水时，要抽调武警官兵来抗洪救灾；打仗时，要召集预备役人员或民兵来加入战斗。这种方法是可取的，所以不能从这一点上说秦始皇残暴，只能归功于他大兴土木。但是话又讲回来，大兴土木是中国党政者的传统。现在许多喊着“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不也在劳民伤财的修建形象工程吗？甚至许多贫困县都在修建奢侈的楼堂馆所。在历史上我们提起秦帝国的建筑能有多少——长城、灵渠、秦直道、秦始皇陵、阿旁宫。长城是典型的军事壁垒，当时匈奴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必须要有。灵渠是半军事用途的工程，它保证了帝国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必须要有。秦直道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系统，更是国家基础性设施。秦始皇陵，是秦始皇死后的地宫，历朝历代的帝王对其地宫都倾注心思，何况秦始皇一代伟人？现在说阿旁宫，阿旁宫相当于美国的白宫、中国的中南海，标着这一个国家的形象，是国家的形象工程。修建阿旁宫不仅仅是帝王的居所更是世界第一帝国的政治中枢。秦始皇将个人居所与帝国办公场所、帝国形象工程合二为一实在是明智之举，难道我们必须要求秦始皇像现在某县“公仆”一样修建了宏伟的政厅，在修建当地形象工程、个人第一居所、专攻包养情妇的山庄吗？

现在说说寻求仙丹。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科学认知去要求以2000年前人们对科学的认知。当年的寻求仙丹就是当年社会上的“科研活动”——中国发明火药的人不正是炼丹的术士吗？不是劳动人民（当时劳动人民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财力从事这些）。秦始皇寻求仙丹就是为了得到长生术，与现代的生物工程研究目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秦始皇在某种层面上看就是一个支持科学研究的帝王，在焚书行动中曾命令不得烧毁关于仙书、占卜、农业（相当于现在科学技术、医疗、天文、冶金、地理、建筑）方面的书籍，这些举动无疑为中国基础化学、物理、农业、建筑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再说扬农抑商。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强调“三农问题”。追溯历史，中国历代帝王也同样强调农业问题，北京的天坛、地坛就是帝王祈祷农业昌盛的场所。秦帝国的元首当然也不例外。有人说秦帝国注重“耕、战”不对，这种指责简直可笑。古代的“耕”就是国家经济命脉，“战”则是国家稳定的军事保证，而且“耕”置于“战”前，足以说明帝国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视程度。在经历数百年春秋战国的混战后，帝国对子民最大的保证就是人人有饭吃，这也是一种最基础人权的保证。但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选择“耕”而非选择“商”。从社会结构看，“耕”更够让人民避免生存危机，能够安心生活；推崇“商”则是让人民为了或许的利益而冒险，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而从制度上看，“耕”是一种屯垦，它让民众守在自己的土地下，而不是像“商”一样四处奔波。秦帝国扬农抑商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保持帝国的稳定，保持社会的稳步发展。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有些学者对中国“土地情结”的批判，而脱离2000年前世纪社会情况批判秦帝国的经济政策。相反，我们应当感激帝国重视农业，重视土地的政策，才会逐步产生伟大的中华民族、产生辽阔的疆土、产生至今活力四溢的中华文化。

还有他的穷兵黩武。对秦帝国穷兵黩武最大的“罪证”就是武力统一、北伐匈奴、南征两广。然而这一切站的住脚吗？答案是否定的。武力统一中国的选择是必然的，当时六国明确不愿意与秦合并，就像现在台湾当局一样拒绝和平统一，那么任何一个中华子民都会选择武力统一。北伐匈奴，在战国后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于中原的威胁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也许只有60年代苏联屯兵百万在中蒙边境局势可与相比。当时匈奴的实力范围已经达到黄河南岸，今天的内蒙、山西、宁夏、山西、河北均已是匈奴的势力范围。那么为了国家的安危帝国必然与匈奴开战。帝国非常重视对匈奴的战争，委派帝国最杰出的军队统帅蒙恬和太子扶苏指挥对匈奴作战。战争结果是将匈奴实力赶至漠北，帝国军队驻防长城防线。仅从战争结果看，就可以断言对匈奴战争并不是扩张战争，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否则怎么会在胜利之后、国内尚无功乱之际将30万雄师驻防长城防线呢？至于南征两广的战争则是统一战争的延续。当年六国中以楚国最强，其势力范围兼括现在的豫、湘、鄂、川、闽、粤、赣、皖、苏、浙、贵等地区，楚亡后一部分军队指岭南顽抗，帝国军队追击将其击溃后发现南越土著对于帝国的南疆威胁不亚于匈奴，于是帝国开展了对两广地区的统一战争。40万大军在灵渠完工后，迅速得到补给并战胜敌人。至此秦帝国版图完全成形，也为后世中国版图建立雏形。

其次，秦始皇并没有全盘接受法家的社会思想。儒家说统治社会要讲礼仪道德，法家讲统治社会要依靠法、术、势，要“愚民”。法家是敌视儒家社会思想的，这在韩非的言论中表现得最典型。但细检秦文献，发现秦始皇重“法”但也不弃“儒”。二十八年邹峄山立石，鲁儒生就参与了议论，泰山石刻中还有“男女礼顺”之语。同年琅邪刻石中讲到“法度”要“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秦始皇还强调移风易俗，创造“廉清”的社会环境，这些都有儒家社会思想的痕迹。

再次，秦始皇有“节事以时”的“民本”思想。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简中，洞庭郡守礼在给属县下达的公文中说：“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此文颁布于秦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也就是统一后的次年。公文中强调要尽量使用犯罪之人来承担徭役，特别是在农忙季节使用老百姓要慎之又慎，如果多加征发，要立即以法律论处。这似乎与我们对秦代滥用民力的印象并不吻合。其实，这种行政风格是始于中央再传到地方的。如二十八年的琅邪刻石中，秦始皇就说，国家要“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结合里耶简，可以认为这种思想是得到贯彻实施的。

某人说是思想禁锢源于秦始皇，这个有些不顾历史事实吧，秦始皇好歹还允许保留除六国史料外典籍，而据我所知，孔丘远比秦始皇做得极端，当时鲁国的少正卯讲学曾经使得孔丘的学生三盈三竭，孔丘掌握权力后就马上将人家杀害了，少的言论也因此没有流传下来。照这种做法，如果让孔丘执掌天下，他做得大概要比秦始皇绝得多吧。后世儒生尊奉的是他们祖师爷的做法，而不是秦始皇的做法。要说愚民，孔丘的“民可由使之，不可由知之”比秦制更绝，秦制好歹还让百姓将官吏作为老师呢。

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将这种罪名安在秦始皇头上如果不是某人无知，就是存心污蔑了。秦朝以前的“士”是指“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士，与后世儒生所谓的士绅之士是有区别的。秦朝既然即使烧绝民间的其它书籍也要保留种树和医药的书籍，可见对实用的知识还是重视的，而且士人也可以学习前人典籍，那些典籍可是包括历史、外交、军事等知识的，不比后世儒生只能通过读孔丘限制的那些典籍才能做到“读书高”。

最后说说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竞争，大部分学说都是为了服务统治者，使得国家富强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实践与竞争结果，就是最终消灭六国的秦国，而秦国所采用的除了法术外，还有纵横家、兵家，汉朝即使采用了儒家学说，也是奉行“王霸道杂之”的政策，汉宣帝看到太子迷醉儒术，就严肃地告戒过“汉家自有制度，王霸道杂之”，看到太子不听告戒，就长叹“乱我家者必太子也”，后来果然证明了他的预言。后世随着儒家统治地位的稳固和绝对，中国也就越来越衰弱了。而儒家呢，儒家的学说是崇尚过时的周制，所以在各国都不受欢迎，即使有孔丘治鲁，也是凭借个人才能和外王内霸的法术，而实行周制最坚决的鲁国，周公早就预言了它的衰落，后来不是让齐国灭掉了。

我认为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扶苏的死，如果死扶苏的话，扶苏即位后就很可能使用真正的儒家思想来统治他的帝国，这样，秦朝很可能就不会灭亡。第二点，之所以秦朝会那么快灭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秦始皇身边只有能战之将，没有一个能谏之臣、敢谏之臣、善谏之臣，这才是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其实在秦朝之后还有一个朝代的灭亡也是因为当时皇帝身边没有一个能谏之臣、敢谏之臣、善谏之臣，那就是隋朝，隋朝的末代皇帝炀帝其实也像秦始皇一样，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就是因为他身边没有一个能谏之臣、敢谏之臣、善谏之臣，所以炀帝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秦始皇之所以可以打败其他六国，是因为他按照了商鞅的方法，但是他在获得更大的一个国家后，再用原来的办法显然不行，但是他身边确实没有一个善谏的大臣，如果在秦始皇身边有一个房玄龄或有个狄仁杰，秦朝也不可能灭亡。第三点，就是秦始皇的死，如果秦始皇能再活几年，历史必将改写。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秦始皇之雄才大略古今无人相比，它不仅完成中国统一，而且从思想文化、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军事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改革。而军事统一与改革必然出动一些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其反弹势必发生。秦始皇谋定而动，一方面对反动势力执行严厉打击，一方面促进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他也知道自己面对的巨大困难，甚至生命危险——六国遗族公子张良不久在博浪制造了“博浪锥”事件企图谋杀秦始皇么？面对险恶的局势，秦始皇做出应变，安排太子扶苏参加对匈奴战争，增加扶苏在军队中的威望，并要求秦军精神领袖蒙恬以及蒙氏家族对扶苏效忠（这也是胡亥继位后秦军主力野战部队拒绝效忠帝国的原因）；同时命令蒙恬、扶苏执行在对匈奴战争胜利后驻防长城不许追击转而威慑中原，机动支援关中的战略。也许在秦始皇的谋略中，未来的帝国是一个法律严明、军力强大、国力昌盛、科学先进、吏治昌明的帝国。但是在他正在执行理想建设的时候，生命结束了。而秦始皇更没想到的是在赵高、李斯的阴谋下，胡亥继位，逼死扶苏、蒙恬，帝国大乱，军队拒绝效忠。呜呼，帝国大厦崩溃。

毛主席对秦始皇的评价是：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又说：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应该讲句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之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我发现毛主席真的十分像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毛主席建立新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十年文化大革命；秦始皇北击匈奴，毛主席抗美援朝……试问，为什么别人评价毛主席说是功大于过，而秦始皇却是过大于功或是功过相抵？其实康熙的经历和秦始皇也差不多，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康熙杀鳌拜；秦始皇统一中国，康熙平三藩、收复台湾、反击噶尔丹；秦始皇焚书坑儒，康熙搞文字狱……为什么康熙也是功大于过，而秦始皇却是过大于功或是功过相抵？而且秦始皇是他们的先人，并没有史书供他查阅，也没有人供他咨询，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

还有秦始皇派大军攻打南蛮，在兴安修灵渠，有可能有开发两广地区的想法，在秦瓯战争中，秦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参战兵力以及组成，在几乎所有的史书中都说到秦军调动50万大军在屠睢的率领下进攻百越，在《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但是这里也有疑问，五路秦军是同时进攻的吗？在广东和广西的地方志中记载，秦军在开始时期是屠睢一路和赵佗一路这两路一共20万人马最先发动进攻。但是那剩下的30万人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加入战争的呢？从史书上看，剩下的30万人应该在前线部队陷入战争泥潭，也就是在屠睢写部队缺粮的战报给秦始皇以前就出动了，因为在屠睢写的信中说到了自己的“五十万大军已经伤亡甚重”，而且根据考证，其中一路秦军开始攻击的是东瓯闽越地区（主要在现在福建），这路秦军也是五路中最晚才加入两广战场的一路。秦军这50万大军到底是那里的兵为主呢？根据我们湖南等地的地方志记载，秦军这次战争所动用的部队还是以以前灭楚国的部队为主力，但是为了适应南方作战，秦军这50万大军中也有不少于10万人的原楚国部队。百越军在这次战争中的参战兵力则几乎没有任何史书有比较确切的记载，只能从部分考古资料中看出百越军的人数要远远少于秦军，而且当时的岭南百越基本上为蛮荒之地，交通不便，原始森林密布，自然环境恶劣，所以当时的两广总人口数根据考古学家的估计都不会超过50万，当时能战的适龄青壮年大致在5万人上下，这在不少野史中也有类似“百越土著军人数仅及秦军十分之一”的说法。但是不管怎么样，秦军的兵力是占绝对优势的，秦军为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是不惜代价的。早期中国正史对两广记载的很少，因为秦瓯战争之前两广地区实际上是属于越南属地，生活的南越人据说都是南越王的嫡系后人。秦始皇灭六国后，北筑长城命蒙恬驻军30万。稳固了北方边境后便向南扩张。这篇文章说“秦瓯战争”动用了50万大军参战，而且全部投入战斗。我看不至于，南越的战斗力当时完全无法对抗秦军，秦军装备上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防身有盔甲，攻击有枪、剑、弩、双马战车。军队又实行多兵种协同作战，即有步兵、又有弩兵、还配备骑兵。这样的战斗力在当时对两广土著军的杀伤力可想而知。这样推断战争初期投入的20万兵力实际上已经取得完胜，后期的30万人应该是用于驻守的。而且我看过的书中记载这30万就驻守在当时的桂林郡。从以上来说，秦始皇并不是单单只是想收复两广地区，因为对于那5万土著军，不可能用30万比他们武器装备更强、作战经验更丰富的军队来驻守，我认为秦始皇有开发两广地区的想法，如果在当时就开发了两广地区，秦朝应该就会出现旷世的繁荣景象，秦朝也很有可能不灭亡，如果两广地区得到开发，江南地区也应该很快得到开发，至于当时为何没有马上进行开发，我认为是因为人力不够。如果两广地区得到开发，这就将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大功之后的另一个巨大的功绩。

我认为秦始皇的过也警告了他的后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功，而且，我认为秦始皇在当政期间也有过这种想法。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出巡东南之后西归的秦始皇在沙丘病逝。《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临死之前，给公子扶苏留下一道遗诏：“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指要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参与葬礼。这道遗诏在《李斯列传》中还有“以兵属蒙恬”及“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诸语，可见遗诏的实态究竟如何很难知晓了。秦始皇有20余子，胡亥是他所爱的小儿子，并且当时就在他的身边，扶苏虽是长子，但秦始皇似乎并不怎么喜欢他，那么这道遗诏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赵高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他告诉胡亥：始皇独赐长子书，是明确表示要立扶苏为皇帝。胡亥也认为父亲的意思就是如此。此后赵高与胡亥、李斯密谋逼死扶苏并造成秦代历史的重大转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了。从史料的记载来看，秦始皇与他的长子扶苏之间在思想上并不协调。如秦始皇坑“诸生”于咸阳，扶苏就曾劝谏。史书记载，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这与刚愎自用，“乐以刑杀为威”的秦始皇在性格上似乎很不相同。史书又说，扶苏屡次上书，“议时政”。这种矛盾后来发展到秦始皇难以容忍而把他赶到边郡监军为止。既然如此，秦始皇为什么秦始皇不愿意皇位传给与他性格相同，而且是最喜欢的小儿子胡亥，为什么在临死之前又要把他所创立的帝国交到这个与他治术不同的长子扶苏手中呢？我想，从秦始皇的个性看，他选扶苏作为接班人的理由恐怕与扶苏身为长子并无太大关系，决定性的因素在于秦始皇从心里认识到帝国需要一位能够安定天下的统治者，而胡亥及其他诸子承担不了这个责任。这样看来，秦始皇是有意图想将他的过警告给他的后人。

而且，秦始皇确实不是一个昏庸、残暴的皇帝，在他由统一到死的11年中（公元前220—210年），他曾五次出巡全国各地，他并不像隋炀帝一样，光第一次巡游江都时，随行的船只就数千艘，同行的后妃宫女、僧侣道士、官吏士兵共计20余万人，仅挽船的就有8万多人。秦始皇也不像乾隆一样，6次下江南，共花费7000万两白银。秦始皇个人是辛勤地工作着，国家大事小事都要由他自己作出决定。“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记》）。秦臣在泰山石刻辞中颂扬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设建长利”（同上书）。

从上文看，秦始皇的功和过已经非常明显。他的功很多，过也不少，但是很多所谓的过并不能说是过，从整体看，秦始皇还是一个功大于过的

历史人物

李靖（571-649），唐初军事家。原名药师，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原县东北）人。少有“文武才略”。其舅韩擒虎为隋朝名将，常与他讨论兵法，曾称赞说：“可与我讨论孙吴兵法的人，只有李靖一人了。”隋朝炀帝末年，李靖出任马邑郡丞。公元617年，李渊父子起兵反隋，李靖在长安被俘，李渊欲杀之，在李世民说情下幸免一死，于是随李世民，在征讨王世充的战争中立下战功，被授为开府。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随赵郡王李孝恭征讨盘据长江中下游的萧铣。九月，李靖趁长江水位暴涨、萧铣疏于防备之机，率军从夔州出三峡，顺江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至江陵城下，迫使萧铣投降。李靖率军进入江陵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江南各州郡闻风归附。李靖因功授上柱国，封永康县公，任检校荆州刺史。接着，李靖率军南下广西，派人到各州进行招抚，使岭南地区96个州，60多万户归顺唐朝。于是，李靖又被任命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

武德六年（623年），辅公袥在江南重新起兵反唐。高祖以李孝恭为元帅，李靖为副元帅前往讨伐。李靖出其不意地先攻破辅公袥的水军，接着率轻装唐军直趋丹阳，俘虏了辅公袥，彻底平定江南。之后，李靖先后出任东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检校扬州大都督长史。

武德八年（625年），突厥犯太原，李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领江淮兵一万北上抵御突厥，同年任检校安州大都督。武德九年四月，李靖在灵州与突厥颉利可汉激战一天，迫使颉利引兵北撤。不久，任灵州道行军总管。

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先后任命李靖为刑部尚书、检校中书令、兵部尚书。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决定大举反击突厥，命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统兵10万，分六道出击突厥。贞观四年正月，李靖亲率三千精骑趁黑夜攻下颉利可汉的牙帐所在地定襄。太宗称赞说：“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于是进封李靖为代国公。二月，李靖又率一万精骑突袭阴山，俘虏突厥兵一千余帐。接着趁大雾向铁山急进，一举攻破颉利可汉的牙帐，生擒颉利可汉，为患中原多年的东突厥从此灭亡。李靖因灭东突厥之功，获加光禄大夫，拜尚书右仆射。

贞观八年（634年），西北土谷浑犯境，李靖主动请缨出征，太宗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帅大军征讨土谷浑。贞观九年，李靖在积石山大败土谷浑军，土谷浑可汗伏允被杀，其国土尽归唐朝。贞观十一年，太宗改封李靖为卫国公。

贞观二十三年（649），李靖病逝，享年78岁。唐太宗特命陪葬昭陵，其坟冢修成铁山、积石山形状，以表彰他击灭东突厥，征服土谷浑的辉煌战功，幷谥号景武，把他的画像悬挂在凌烟阁里。

李靖归唐后，南平江南，北灭突厥，西定土谷浑，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才能，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但大多已散佚，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神宗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

商朝最后一个国王帝辛，叫做纣，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荒淫无度，把殷都向南扩大到朝歌（今河南淇县），向北扩大到邯郸、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在这广大地区修建离宫别馆、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终日歌舞，令乐师新作“淫声”，有所谓“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他还造酒池肉林，酗酒无度。他大肆搜刮，粮食装满了巨桥的仓库，无数珍宝堆满了鹿台。他任用坏人，迫害正直的大臣。如重用贪财好利和善于逢迎拍马的费仲，提拔善于挑拨离间的恶来。他废除贬斥了受人们拥护的贤人商容。他用“炮烙之刑”残害人民，还用其他酷刑残害向他进谏的忠臣。用挖心酷刑处死向他进谏的叔叔比干，逼得向他进谏的哥哥微子逃亡，另一哥哥箕子虽然装疯也没能免遭囚禁。商纣拒谏饰非，残害忠良，使得朝中大臣、贵族以及诸侯和周边方国也都离心离德。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因看到纣王残暴，暗中叹息几声，便被纣王囚禁在羑（you)里（今河南汤阴县有羑里遗址）。为转移人民的视线，纣王发动对周边方国的连年征战，后又把全部兵力用于对东夷的战争。战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商王朝已经危在旦夕，不可收拾。武王伐纣时，商王朝众叛亲离，军队倒戈，商纣逃回商都，于鹿台自焚而死。

千百年来，人们讲到商朝覆亡，往往归咎于古书上所载的纣王（帝辛）荒淫无道，如宠妖妃妲己、剜忠臣之心、设炮烙、“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在小说《封神榜》中，更把商纣写成有史以来头号暴虐魔王。其实，“女祸亡国论”本是后世封建文人为昏君开脱之谬论，鲁迅又一针见血地概括几千年古代史都是“吃人”史，君主淫乱残暴者各朝各代俯拾皆是，为何商纣王却偏偏很快国灭身亡呢？

对流传了三千年的对商纣王妖魔化的记述，历史学家郭沫若专门进行考证后做过翻案文章，认为“后人是深受了周人宣传的毒。”郭沫若说：“商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他的英雄末路“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的谈话中表示同意郭沫若的考证，认为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又认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

如果抛开周朝为显示伐纣正义性而做的歪曲宣传和后世文学想像，以科学研究和考古成果为准绳，应该肯定纣王开拓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的功绩。商朝疆域的扩展，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有助于华夏大地的生产力发展。《史记》上说纣王本人“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当时商军已使用战车，装备青铜兵器，出征兵力最多时达1.3万人，这足以称雄黄河和长江流域。不过商朝开拓疆土达到高峰时，西周联合一些早怀二心的诸侯突然发起“武王伐纣”之战。纣王因主力军在外未归，仓促组织充当奴隶的外族人俘虏保卫首都朝歌（今河南安阳市附近）。两军在牧野遭遇，主要来自东夷的奴隶不愿为仇家卖命打仗，纣王又缺少嫡系骨干监管，结果出现战场倒戈。经过一番“血流漂杵”的厮杀，商军崩溃，周军乘势杀入朝歌，心高自傲的纣王自焚。殷商就此覆亡于突然事变。

商朝在首都附近的牧野一战而亡，事先并无边境交锋，现代人恐怕会感到奇怪。若研究当时的历史条件可看到，夏、商期间地广人稀、部落林立，统治者还没有大面积的疆土意识，只有“点”的概念。商以首都为统治中心据点，以向周围部落联盟不断征伐的方式巩固统治和扩大贡赋区。据殷墟出土甲骨文记载，商灭亡前几十年间曾上百次征伐其他部落。纣王因自恃强大，一直未认真考虑国都设防，将安全寄托于单纯攻势之上。

河南二里头的考古发掘证实，夏代都城就建筑过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筑城是最主要的防御措施，里面有一定守兵和充足粮食，便可坚守待援甚至能拖垮攻城者。商后期在朝歌建都270余年，殷墟考古发现其城区面积达24平方公里，却没有筑墙，只有一条与洹水相连的壕沟。这样一旦在野战中失败，国都即危，从远方调兵都缓不应急。纣王东征南讨连战连捷，获得大量奴隶和财物，位于西方的周文王又装出一副谦恭模样纳贡，这使他几乎没有忧患意识，自然会享受淫乐。商朝人又迷信占卜，出土甲骨文的内容多是问神鬼讨凶吉，更使当权者不能理智地看待局势。武王伐纣的成功，可谓有效利用了对手长期总体性用兵方略的失误，掌握有利时机以弱袭强一举成功。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中国古代兵学，正是在一次次战争的感性知识积累中逐渐发展起来。西周灭商之后马上以前朝为戒，一方面继续征伐不听命的部落方国，一方面在各统治中心修筑坚城，进攻与防御兼备的思想就此树立起来。古往今来的军事史都证明，攻防是战争中的互为依存的两个方面，矛与盾缺一不可。商朝在武功到达鼎盛时突然覆亡，正是缺乏防御观念和忧患意识的例子，这为后世留下可令人深思的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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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亡国之君

夏 桀

桀被商汤击败，逃到鸣条，仍被抓获，之后被流放到湖巢，最终死在那里。周武王克殷纣，复封帝禹的后代东楼公于杞，以奉夏后氏祀。楚惠王四十四年，灭杞，国除。

商 纣

纣被周武王击败，跑到鹿台，穿着用珠宝黄金制成的衣服，自 焚而死。国家灭亡。武王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为诸侯，以续殷祀，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叛乱，周公率军平定叛乱。成王封微子于宋，以续殷后。宋国传至子君偃。子君偃为人残暴，号称“桀宋”。子君偃四十七年，齐闵王与魏、楚伐宋，杀死君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国除。

汉成帝绥和元年，封孔子的后代为殷绍嘉侯，以奉汤祀。一个月后，进位公爵，割地百里建国。平帝元始四年改殷绍嘉公为宋公。光武帝建武十三年诏以为汉宾，在三公上。

魏时再次改封为殷绍嘉侯。

周武王还封商的另一个宗室箕子于朝鲜。传国至秦朝时被燕人卫满所灭。国灭。

周 赧王

周赧王五十九年，王崩，周民逃亡到东周。秦攻入西周，夺取九鼎宝器，将西周公迁到{单心}狐。七年后，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汉武帝元鼎四年，武帝封泰山，东巡河洛，封周后姬嘉为周子南君，比列侯，三千户，地方三十里建国，以奉周祀。元帝初元五年，封姬嘉的孙子姬延年为周承休侯，位次诸侯王。成帝绥和元年进位公爵，割地百里建国。平帝元始四年，改周承休公为郑公。光武帝建武十三年，改封为卫公，以为汉宾，在三公上。

晋时，以卫公姬署入晋为三恪，降为侯爵。

秦 子婴

二世三年，秦王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降于沛公刘邦。项羽入咸阳后，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国灭，绝嗣。

汉 刘协

延康元年，皇帝逊位，魏王曹丕受禅即皇帝位。改封献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行汉正朔。以浊鹿城为山羊国国都。魏青龙二年三月薨，享国十四年，寿五十四岁，谥孝献皇帝。八月，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

太子早夭，太孙刘康袭位，立五十一年，于晋太康六年薨。子刘瑾立四年，于太康十年薨。子刘秋立二十年，于永嘉年间为胡贼所杀，国除。自山阳国建国至灭亡共传国八十九年。

三国

蜀汉 刘禅

邓艾破蜀，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依汉献帝例，被魏帝封为安乐县公，邑一万户，建安乐国。子孙五十余人皆封乡侯。晋武帝泰始七年，刘禅薨于洛阳，谥“思”。子刘恂袭位，晋末永嘉之乱，被诸胡灭族，安乐国灭。

吴 孙皓

晋武帝太康元年，孙皓降，被武帝封为归命侯，进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子瑾封中郎，孙封郎中。太康四年，孙皓卒。

魏 曹奂

泰始元年十二月，魏帝曹奂禅位于晋王司马炎，晋帝封曹奂为陈留王，位在三公上。割十县，邑三万户建陈留国。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车服郊祀天地，行魏正朔。曹奂薨于晋惠帝太安元年，谥元皇帝。魏氏诸王皆封县侯。晋太元十二年间，诏陈留王位皇太子之上。陈留国传国至南齐。

晋 司马德文

元熙二年六月，司马德文禅位于宋王刘裕。刘裕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位在三公之上、陈留王之下。后，诏零陵王位在陈留王上。居于秣陵，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行晋正朔，车旗服色一如其旧，有其文而不备其礼。宋永初二年九月，刘裕派遣亲信弑司马德文于王府内室，时年三十六。谥恭皇帝，葬冲平陵。刘裕又对司马一族痛下杀手，夷全族。之后，刘裕命司马元瑜袭零陵王爵位。零陵国传国至南朝南齐。

初，傅亮奉刘裕密令请司马德文禅位，司马德文欣然允诺，对左右侍从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而刘裕仍欲杀之而后快，并屠戮晋宗师，开后世之君屠杀逊帝及先朝宗室遗民先河。从此以后，每逢改朝换代，无不伴随着腥风血雨，新朝皇帝对前朝宗室皆赶尽杀绝、屠家灭族，惨无人道。

宋 刘准

升明三年，齐王萧道成命部将王敬率兵入宫逼刘准逊位，刘准泣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随后禅位于齐王萧道成。建元元年四月，萧道成即皇帝位，封刘准为汝阴王，全食一郡，以汝阴郡建国，位在三公之上。迁居丹阳，为齐宾，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宋诸王皆降为公。

建元元年五月，丹阳汝阴王府门外马蹄声杂乱，奉命监视刘准的卫士以为有人欲劫持刘准叛乱，遂将刘准杀害，时年十三岁。萧道成闻听此事后大喜，赐谥“宋顺帝”，刘宋诸王宗室皆被诛灭。十月，封刘胤嗣刘准后为汝阴王，奉宋祀。汝阴国传国至陈。

齐 萧宝融

中兴元年，萧宝融禅位于梁王萧衍。天监元年四月，萧衍即皇帝位，封萧宝融为巴陵王，迁居姑孰，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齐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齐典，位在汝阴王上。齐室诸王皆降爵。当月，萧衍派亲信郑伯禽到姑孰，送萧宝融一大块生金，逼他吞服自杀。萧宝融朗声说：“我死不需金，醇酒足矣。”郑伯禽一看废帝如此“配合”，也很高兴，便弄来一大坛美酒。萧宝融神情怡然，大碗大碗狂饮，很快就沉醉不省人事。郑伯禽上前，掐死了这位年仅十五岁的逊帝。萧衍谥萧宝融为“齐和帝”。

随后，萧衍另立谢沐县公萧宝义袭巴陵王，以奉齐祀。齐宗室诸王在萧衍登极前就以被萧衍杀的差不多了，因此，即位后并没有太大的诛戮。萧宝义因为年幼有残疾，不能说话，因此躲过杀劫，得嗣王爵。巴陵国传国至陈。

梁 萧方智

梁太平二年，萧方智禅位于陈王陈霸先。陈永定元年十月，陈霸先即皇帝位，封萧方智为江阴王，全食一郡，以江阴郡建国，行梁正朔，车旗服色，皆如汉魏故事。

永定二年，陈霸先派亲信刘师知去杀萧方智，萧方智被士兵追杀，绕床而跑，边跑边哭喊：“我不愿当皇帝，陈霸先非推我入帝座，现在又要杀我！”刘师知上前抓住萧方智的衣裳，把他一刀砍死。时年十六岁。萧方智薨后，被谥为“梁敬帝”。陈霸先命武林侯萧谘的儿子萧季卿袭江阴王。江阴国传国至陈末。

陈 陈叔宝

祯明三年正月，隋军破南京，陈叔宝藏身于后宫水井中，及夜被隋军抓获。三月，陈叔宝被押往长安。随后即被囚禁于洛阳。隋仁寿四年十一月薨，时年五十二。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曰炀，葬河南洛阳之芒山。

魏 元廓

恭帝三年十二月，宇文护逼元廓禅位于侄子周公宇文觉。周闵帝元年正月，周公宇文觉即天王位，封魏帝为宋公。二月，元廓被宇文护所杀。谥“恭皇帝”。

唐天宝七年，唐玄宗封魏孝文帝十代孙元伯明为韩国公，世袭，为唐三恪。韩国公传国至唐末。

北周 宇文衍

大定元年二月，宇文衍禅位于随王杨坚。开皇元年二月，隋王杨坚即皇帝位，封宇文衍为介国公，邑五千户，为隋室宾，车服礼乐一如周制，上书不为表，答表不称诏。周氏诸王，尽降为公。开皇元年五月，宇文衍被杀，时年仅九岁。谥“静皇帝”，葬恭陵。以族人宇文洛嗣公爵。介国公传国至五代晋。

隋 杨侑

义宁二年五月，杨侑禅位于唐王李渊。当月，唐王李渊即皇帝位，封杨侑为酅国公，武德二年五月（新唐书为八月）杨侑薨，年仅十五岁。谥“恭”。酅国公传国至五代晋。

唐 李柷

天佑四年正月，魏王李全忠授意御史大夫薛贻矩上表请唐帝禅位，表称“元帅有受代意，陛下深体时事，去兹重负。”唐帝李柷答曰：“此吾素怀也。”二月，李柷下诏逊位。四月，魏王李全忠即皇帝位，封李柷为济阴王，迁居曹州。梁开平二年二月李柷被李全忠杀害，年仅十七岁，谥“哀帝”。后唐明宗追谥昭宣光烈孝皇帝，陵曰温陵。开平二年三月，李全忠封唐宗室鸿胪卿李?为莱国公，世袭，以奉唐祀。莱国公传国至五代晋。

宋 赵昺

祥兴元年，元水师与宋水师战于崖门外海，宋军全军覆灭。丞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便要背着这位刚满8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而死。赵昺大惊，哭泣不肯，陆秀夫于是对赵昺说：“事已至此，陛下当为国捐躯。德佑皇帝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于是，赵昺身穿龙袍，胸挂玉玺，随陆秀夫跳海自尽。

元 妥欢帖睦尔

至正二十八年七月，大明军兵进北京，妥欢帖睦尔议避兵北行。伯颜不花恸哭谏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愿率军民及诸怯薛歹出城拒战，愿陛下固守京城。”妥欢帖睦尔不许。至夜半，开健德门北奔。洪武三年四月，殂于应昌，寿五十一岁。五月，大明兵袭应昌府，皇孙买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宝玉皆被获。皇太子率数十骑北遁。太租谥妥欢帖睦尔曰“顺帝”，封皇孙买的里八剌侯爵。

明 朱由检

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寇京师，崇祯帝在乾清宫命太子及定王、永王易装出逃，在坤宁宫逼周皇后上吊，在昭仁殿剑砍昭仁公主。后来，太子及二王被李自成所囚。清兵入关后，李自成携太子及二王西逃。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太子、二王不知终，估计已被李自成所害。

凌晨，崇祯帝亲自登上端门，撞响景阳钟，但文武百官无一人前来救驾。绝望的崇祯帝在万岁山上吊自尽，太监王承恩从死。五月，清兵入北京，以皇帝礼仪改葬崇祯帝，谥“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

明宗室被清廷诛戮者以万计。余者皆隐姓埋名于山林之间。至康熙七年，圣祖下诏：“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令悉归田里；有改姓埋名者，姓氏皆复旧。”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平台湾，尽数收缴居台皇族宗室的谱牒和印信。康熙迁明宗室移民于内地山东、河南等省安置。计有辽藩宁靖王朱术桂，鲁监国朱以海及遗腹子朱弘桓，泸溪郡王朱慈（火+著）、泸溪郡府将军朱慈某、奉新郡府将军朱慈（火+广）、奉南郡王朱和睦、益王朱怡镐、舒成郡王朱慈（火+喜）、乐安郡王朱义浚、巴东郡王朱尊（氵+柬）等。

雍正二年十月，封明代王朱彝之后朱之琏为一等延恩侯，入正白旗，世奉明祀。崇祯时，朱彝为洪承畴监军驻军于松山，洪承畴军败，朱彝与其侄朱文元被俘，投降，入汉军镶白旗，其祖朱廷赦获封爵阿思罕尼哈番。第十二代延恩侯朱煜勋在清亡后一直追随于溥仪左右。

清 溥仪

宣统三年十二月，溥仪逊位。依皇室优待条例，皇帝尊号不废，行清正朔，车骑服饰一如旧制，民国以外国君主礼待之。

民国五年七月，张勋于康有为等奉溥仪复辟。12月，溥仪再次退位。民国十二年，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将溥仪驱逐出宫，居北府。去皇帝尊号。不久，迁居天津张园和静园。民国二十二年，溥仪于长春登极，即皇帝位，年号康德。民国三十三年，为苏军逮捕，囚禁于伯力。

国朝立，苏联政府于1950年将溥仪移交国朝，拘禁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特赦。1964年，溥仪成了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2时30分因患肾癌、尿毒症、贫血性心脏病逝世於北京。

2002年，清室后代上溥仪谥号曰“愍皇帝”，庙号“恭宗”，尊骨灰奉安处为“献陵”。尊婉容为“孝恪愍皇后”，谭玉龄为“明贤皇贵妃”，李玉琴为“敦肃福贵妃”，李淑贤为“孝睿愍皇后”。